外卖平台这样就行了吗？显然不行。但没有它们的话，会更糟糕。
想说的几点很简单：
外卖平台对基层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的境遇能有那么一点点显然不够，但也很有必要的改进。就像凉山“格斗孤儿”学校、廉价卫生巾、为吸毒者提供干净针头等类似的做法一样。
这样就行了吗？显然不行。但没有的话，会更糟糕。
即使是上面说的这种微弱的改进，也会因为骑手、平台之间的竞争以及算法的缺陷，而逐步消失：骑手越来越“得不偿失”，付出和回报更不成正比，这就是眼下的局面。
这种局面也无法通过行业自律来改善，几乎只能求助于外力介入。
广义上讲，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只是在无人机配送普及之前的垂死挣扎。即使除去技术暂时做不到的愿景，在现有条件下，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从需求端开始，减少对外卖这种“生活方式”不必要的滥用，让它回归到一个可以安全稳定运行的区间。
一、外卖平台提供了不足够，但有必要的境遇改进
如果紧紧抓着外卖行业不放的话，你就很可能忽视了全局。实际上，对于不得不从事送餐业的人来说，
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其他类型工作当中，很少有比送餐更好的。更进一步地说，有些外卖员会主动选择做“具挑战性”的那一家。
在《人物》杂志的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当中就提到，虽然外送员可以选择像肯德基宅急送这样的“规范的”工作，但收入较低，“外送员得到的配送费一直维持在 9 块钱没有变过”，“每个月多能赚 5000 多”。
所以总会有人选择跳到相对而言不那么规范，但是收入相对较高的美团或饿了么。
即使在美团和饿了么这两个里面，也是一样的逻辑。因为“美团能给他难以想象的单量”，所以即使对美团有抱怨，也会有人选择离开饿了么，加入美团。
后，很多受访者异口同声地表示“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，你不干，有的是人来干。”
美团研究院《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》说，疫情爆发后，从 1 月 20 日至 3 月 18 日，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.6 万人。新增骑手来源中，排名的为工厂工人，占比 18.6%；其次为销售人员，占比 14.3%。
学界普遍认为，外卖骑手实质上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，与以往的农民工群体相比，用工环境至少持平或者有改善，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存在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心头之痛——拖欠工资问题。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撰文指出：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、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，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“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”的用工热潮。
平台经济践行的“多劳多得”体现了市场公平的原则，这对于那些早期有过拖欠工资经历的人来说愈加弥足珍贵。公开透明的工资结算方式，以及允许及时提现的做法，让骑手们亲身体会到公平感和安全感。
在同等工作能力（包含学历、体力、知识储备等）的人能找到的工作当中，有很多工作的危险程度和“剥削”程度都要比外卖严重的多。这正是外卖送餐业就业环境如此糟糕，还能不断吸引劳动力涌入的重要原因。
简单假设一下：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外卖行业，那这个情景我们其实并不陌生，就是更多人会举着“木工”、“力工”等等的牌子蹲在大街上，等着有没有“日结”的活计；还会有在校大学生在校门口举着“家教”牌子。
当然在这种情况下，由于失去了像美团、饿了么这么明显的靶子，苦主都分散了，所以城市居民可以“君子远庖厨”、“眼不见为净”，以及认为是这些人自己不努力，才落到站大街的地步。
——说实在的，如果不是《人物》这篇文章对外卖“包身工”的境遇做系统性的梳理和展现，也不会有现在这样一次性的舆论声浪，一切都是长期存在且习以为常的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以“取之不尽”的青壮劳动力资源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，相对不足的劳动保障，将很多原本定价高昂的人力劳动压价到了非常低廉的程度，也使得大家都不珍惜人力劳动的成果。
当付出低价购买人力劳动的人，他们自己的工作也需要大量的案头劳动时，其实他们自己的成果也不会得到尊重，他们所拿到的工资也很低。
这被戏称为什么“低人权优势”，但这一点也不好笑——这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一道沉重负担。
外卖平台就好比之前引发争议的凉山“格斗孤儿”学校、为吸毒者提供干净针头，或者是近引发争议的廉价卫生巾一样，它也是把特别基层的民众能得到的待遇，能享受的服务，能争取的机会等等，相对稍微提升了一点点。
虽然也远远没有到正常水平，但是大小也是个改进。然后，平台成为一个方便可用的靶子，承载了人们的怒火；却不知道这阵怒火本来应该在外卖出现以前，就延烧到更值得针对的对象身上。
当雇主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叫美团和饿了么的时候，你感到愤怒。但当雇主是无数包工头和电子工厂的时候，你就习以为常了，甚至你会说正是它们“造就了”中国崛起。
在那种情况下，工人就不是受到剥削的工蜂蝼蚁了，是不求上进的三和大神。
在社长看来，这其中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美团和阿里这两个数字经济的来牵头解决就业问题时，会带来人们更有针对性的贬低呢？
原因有几个，其中有的后文会再提到。但有一点就是，我们觉得这两家是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新贵，理应给社会带来新鲜的空气，带来焕然一新的价值观。
所以当它们的做派看起来和 old money 没区别的时候，人们心里会觉得它有点背叛了我们的期待和想象。再怎么互联网的公司也是公司，它和传统行业的管理层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，都要营利、养员工、纳税、找投资人。
那么两者怎么可能会有多大的区别呢？
不可能的。这只能说明我们以前对传统行业太看低了，就像看低了那瓶农夫山泉一样。
二、外卖困局已经不可能通过行业自律改善
虽然平台方对于外卖员的恶劣工作环境负有直接责任，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“自我批评”。
如果仍在激烈竞争中的两大平台没有外力驱使的话，恐怕没有任何一家会做出主动的让步。其中一点，这源于外卖服务相对于其它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特殊性。
经过互联网改进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，有三个引人关注的代表，那就是快递、外卖、打车。跟快递公司以及滴滴相比，外卖平台的张力和冲突更为明显。
这是因为对外卖的考核标准当中，速度是位的。虽然另外两种对时间也有要求，但更多的是要求准时，而不是快。
快递和叫车，如果这一次叫不来这个，可能就会无目的性的叫下一个，或者是稍微等等，也不影响收件。但是外卖，是对于一个固定的对象（一家已经选定的餐馆）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，而这个“尽可能短”有多短，是没有上限的。
所以，算法使用外卖员们共同生成的数据，来估算完成此项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。
但是，当其中有些人想铤而走险，通过逆行及其他违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，导致系统侦测到的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”大为缩短，小哥就跟平台一起陷入了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。
如同《人物》报道所提出的，外卖平台的管理层和算法设计者可以通过亲身体验等方式，将送餐速度之外的安全等因素综合纳入考量，这类特别注重外卖员工权益的外卖平台是确实存在的吗？
以前曾经是存在过的。
此时此刻，我非常想提一下百度外卖。
在外卖江湖的草莽年代，百度外卖突破饿了么和美团争抢的高校市场，从客单价较高的白领市场切入。这也使得它们可以早于美团和饿了么，在三家里面个建立专门的配送队伍，而不是依赖餐厅自己送餐。
这一招聘专职骑手的政策，导致在餐厅普遍休假的春节期间，如果要保持原来的运力，就必须给骑手高额节假日补贴。百度外卖决定春节给骑手放假，帮助他们买票回家，当时看来这是特别体恤骑手的暖心策略。
与此相反，美团保留了一部分骑手，并且在节后扩大了对骑手的招聘，这使得美团在正月十五前恢复运力，而过完年回来的百度外卖在很长时间都招不到骑手。
2016 年 3 月，原本春节前高歌猛进的百度外卖，次出现了增长停滞的局面，甚至略有下降，僵持数月，未见好转——而这引发了系列的连锁反应。
2017 年 8 月百度外卖卖身饿了么，2018 年 10 月过渡期结束后被改名为“饿了么星选”，当时还说跟饿了么主品牌之间是“天猫和淘宝的区别”；到今年 7 月，“饿了么星选”单独的微信小程序宣告停止服务。
百度外卖的资产已经完全被消化掉，而品牌荡然无存。
如果百度外卖的份额能够维持与其他家几个月的时间差，始终处于，那么当后续运营需要持续烧钱投入的时候，百度管理层可能也不会放任不管，甚至因公司重心转向 AI 而战略放弃这个业务。
再进一步想：那样一个持续维持市场份额的百度外卖，会不会也是千锤百炼养出来的，对外卖员极尽利用的“蛊”呢？
如果在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“容不下好人”，这说明所有玩家都在“掂着脚尖”，还要踩在别人的肩膀上。这个时候所谓行业自律基本上是失效的。如果不能召唤舆论监督、行业监管等外力介入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
